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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

发布时间:2019-08-03 09:36 浏览数量:

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

在上一代打工者渐渐老去之前,新生代打工者早已悄然外出务工。他们比其父辈享有更好的自由度与物质条件。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了。
为此,我们专访了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张林秀教授。张林秀是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她还曾担任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REAP)中方主任。
新打工一代: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职业代际传递更明显、向上流动更困难
新打工一代: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职业代际传递更明显、向上流动更困难
东莞的手机制造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
年轻人的非农转型早已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哪些特点?
张林秀: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铁规律(Iron Law),任何国家在发展初期时,农业人口都占据了大部分,而当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同时,农业人口开始降低,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就业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业部门。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都是一个铁规律,发展的过程就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过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高等水平时,农业人口还超过10%。最典型的例子有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农业为主,收入水平很低,而现在人均收入已到发达水平,农业人口占比也很低。中国(大陆)还处在这个进程中,从坐标轨迹上看,也在沿着这条铁规律走。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为从效率上讲,农业部门是效率相对很低的,转向的非农业部门效率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早年调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20多年每年平均约10%的GDP增长率中,约有60%是投资(Inputs)扩张的结果,约40%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提高的结果,这40%的提升中大部分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城镇化率不高,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待进城,未来一定时间内仍有“人口红利”。你怎么看?
张林秀:“人口红利”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了从哪些层面和角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很多学者老早就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但其实也得相对看。早些年,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机会成本是零,只要能出来,基本上都在创造财富,后来慢慢地就有成本了,尤其是他们成家立业后,各项成本变高,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开始过去,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急速上升。从这点来看,红利是在慢慢消失,因为红利是指中国过去大量廉价的、稍微转移就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力。
但另一方面,总体来说人口还是有。从城镇化率上看,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8.5%,如果按照高等人均收入水平中农业人口要低于10%来看,未来还有超过30%的人要进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说,到2020年将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些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效率更低、创造的价值不高,未来还会大量进城,从事效率高、创造价值高的行业。他们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只是成本会相对变高,不再有很高红利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团队曾在跨度20年的时间里做过四轮百村跟踪调研。从最近一次调研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哪些新的趋势?
张林秀:第一,非农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1995年,大概只有30%的农村劳动力在全职非农就业,2015年这一数字超过70%,同时有97%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早些年有学者做过调查,非农就业会带来家庭收入增长,同时也会拉开农村家庭收入差距,没有非农就业的话,你就在收入的底端,但这些年来,非农就业开始缩小家庭收入的差异了,因为大家都出去了。从非农就业的类型看,外出迁移、外出自营工商业、本地自营工商业、本地就业中,外出迁移是增幅最大的部分。
第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非农就业比例都在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的都是年轻人。但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开始出来了,中老年人也出来了,而且增幅更大,因为过去比例低。比如2015年41~45岁这个年龄段,1998年时只有23.3%的人外出打工,但到了2015年就有72.5%了。我们的四轮调查还发现,同一年龄段的群体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比如41~45岁这个群体,在第一轮调查时20多岁,只有60%的人出来。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如今小区和大楼里的保安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而过去是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城里的就业门路宽了,年轻人做别的去了,中老年人就来了。
第三,年轻人(30岁以下)几乎都在非农行业工作。现在年轻人完成非农转型比他们的父辈还要早很多,转型早就完成了。比如在1998年,16~20、21~25岁的农民中,从事非农行业比例分别为60%、54.7%,到了2015年这组数字是91.5%、90.3%。虽然比例还不到100%,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没人从事农业生产了,根据我们实地调研,剩下约10%的那些年轻人可能压根就不工作。而从就业地域上看,这些年轻人也更趋向于去省外打工。
第四,社会流动性在减弱。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更高,而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职业代际间向上流动的比例变低了,代际的职业向上流动更加困难。与父辈比较,子女的第一份职业愈发与父辈相近,职业代际传递越明显。比如,1985年以前出生的人,即使父亲是农民,仍有20%的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如老师、医生、会计等;而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中,这比例降为11.6%。受教育年限是高了1~2年,但越来越多的子女正变成和父亲一样的农民或工人。
新打工一代: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职业代际传递更明显、向上流动更困难
新打工一代: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职业代际传递更明显、向上流动更困难
珠三角地区制造行业工人
返乡≠创业 创业≠发展事业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你的调研,在特点和趋势上,打工二代(30岁以下)与打工一代呈现出什么样的主要差异?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张林秀:正如刚才所讲,这代年轻人的非农就业转型完成得更早,将来再从事农业的可能性更小。第一,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基础,老一代人还有些感情基础;第二,农业生产的回报率相对很低,他们也更缺乏农业技巧,不会种地了。老一代农民工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回流迹象,城里挣不到钱了可回去种地,不赚钱自己够吃就行。但年轻人是待不住的,无论有没有工作,他们会继续在城里寻求营生。
年轻的打工者愿意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很多时候的想法是,找一个不受约束的事情做比什么都好,长远规划暂且不管。这其实也跟父母一辈为他们物质条件创造的相对好有关,很多打工二代的父母是打工一代,他们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去沿海打工,在容易挣钱的时代积累一点财富,为孩子创造了不差的物质条件,以至于很多打工二代的生活压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小时候可能会流动或留守,但物质上的危机感不会很强。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回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为何农民工不愿外出了?
张林秀:在我们的数据样本里,农民工回流基本上都是稳定的,占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约4%~5%左右。2016年调研里是有很多人回到本省了,但都是中老年人居多,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其中也有地域差异,贫困地区回去的多,富裕地区回去的很少。
回流其实有两种。前些年有政策鼓励回乡创业,其效果有待观察,回流后不是1~2年就能创业了,得有积累和基础。外出打工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有些地方农民工不愿外出,是因为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差距在收敛,而沿海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门槛也在变高。很多老一代打工者现在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可能达不到经济转型的要求,所以其实很多农民工回去并非为了创业,而是观察能否在当地找一份工作。根据我们的研究,总共有约1/3的回流农民工5年之内会再次到本县外打工。
年轻人回去更是在观望等待,长期不可能在家闲着不出去打工。有些年轻人特别愿意在家就业,互联网经济对他们的诱惑很大,给了他们新的希望,指望在这方面用淘宝、直播赚钱,但这些领域的容量很少、竞争很大。有些年轻人回去是想过种田务农挣钱,但这个得靠规模化、机械化,没有上百亩地的规模的话,务农基本上是挣不了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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